陈望道(1891年1月18日-1977年10月29日),男,汉族,中共党员,浙江金华义乌人。原名参一,单名融,字任重,笔名佛突、雪帆、晓风、张华等,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、社会活动家、教育家和语言学家,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推动者。
人物生平陈望道, 1891年1月18日生于浙江义乌县分水塘村一户农家,早年曾留学日本,在早稻田大学读书,读书时,他结识了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、山川均等人,并阅读他们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。
1919年回国,受聘于杭州第一师范学校,任语文教员。
1920年春,到上海,参加编辑《新青年》。5-8月,与陈独秀等组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,参与发起组建中国共产党。
1920年8月,陈望道翻译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《共产党宣言》在上海拉斐德路(今复兴中路)成裕里12号的一个名叫“又新”的印刷所正式问世。年底,继陈独秀主持《新青年》编辑工作。在上海外国语学社、复旦大学、平民女学等校担任讲授。次年底,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成立,为首任书记,任职至1922年6月。1923年夏,脱党。
1922年,加入文学研究会。
1923年秋-1927年,任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、教务长、代理校务主任。
1923年10月,与柳亚子等发起组织新南社。
1927年下半年开始,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,旋兼复旦实验中学主任。
1929年冬,出任中华艺术大学校长。
1932年,出版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今语文的修辞学专著《修辞学发凡》。30年代,投身左翼文化运动,参与组织推动上海思想文化战线的反文化“围剿”斗争。
1934年,与叶圣陶、胡愈之等发动大众语运动,创办《太白》半月刊。
1937年,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。在上海提倡拉丁化新文字运动,发起组织关于中国文法革新的讨论,宣传文字改革。
1940年,从上海至重庆,回迁校于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。
1942年起,任新闻系主任历时8年。抗日战争胜利后,回上海,参加和支持大学教授和学生的爱国民主斗争。
1949年10月,出任复旦大学校委会副主任。
1951年,参加中国民主同盟。
1957年6月,经中共中央批准为中共党员。
1952年9月起,任复旦大学校长。
1960年任《辞海》总主编。
1972年起,任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。此外,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部长,华东行政委员会高教局局长,民盟中央副主席,上海市政协副主席,民盟上海市委主委,上海市社联主席等职。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,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,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。
1977年10月29日,在上海病逝。
首译《共产党宣言》首译宣言第一个把《共产党宣言》(英文版)翻译成中文的是陈望道。
《共产党宣言》是马克思主义入门经典,此书气势磅礴,富有鼓动性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的中国正在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,陈独秀、李大钊两位共产党的创始人在北京读过此书的英文版,深为赞叹,二人都认为应当尽快将此书译成中文。戴季陶在日本留学时,曾买到一本日文版《共产党宣言》,亦打算译成中文,那时的戴季陶思想颇为激进,倾向于共产主义。但他细细看了一下后,就放了下来,因为翻译此书太难了,要求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,而且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。后来,戴季陶回到上海,主编《星期评论》,他便着手物色合适的翻译者。《民国日报》的主笔邵力子是一位奔走于上海滩各界的大忙人,他的思想也颇为激进。邵力子得知此事,就向戴季陶举荐了陈望道。
陈望道与邵力子书信往返较多,二人都常为《民国日报》和《觉悟》副刊撰稿,邵力子深知陈望道功底不凡。于是,戴季陶向陈望道提供了《共产党宣言》日译本,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《共产党宣言》的英译本,供陈望道对照翻译。当时,中国也有不少有识之士把《共产党宣言》译成中文,但都是仅仅翻译其中的一部分,而且译的都不准确,有些地方翻译得甚至谬误可笑。陈望道就将以往各家所译片断也找来作为参考,上个世纪50年代周恩来曾就此事问过陈望道,《共产党宣言》最初是依据什么版本译的,陈望道说主要是据英译本,同时参考日译本。
1920年2月下旬,陈望道秘密回到老家分水塘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。
3-4月份,陈望道将《共产党宣言》译完,随即携译稿到上海,准备在《星期评论》连载,但当他到上海的第二天,该刊便停刊了。恰在这时,陈独秀的《新青年》编辑部也刚到上海不久,应陈独秀之邀,陈望道参加了《新青年》编辑工作。当时陈独秀、李达、李汉俊、陈望道经常在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和建党问题,于是便组织了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”, 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,印行《共产党宣言》成了当务之急,当时印刷经费十分困难,为此,陈独秀就跟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商议,魏金斯基当即就筹措一笔经费。随后,就在辣斐德路(今上海复兴中路)成裕里12号,租了一间房子,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厂,取名“又新印刷厂”。陈望道翻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一书也是又新印刷厂承印的第一本书。首版封面五分之四的篇幅是马克思肖像,这是中国境内第一次在印刷品上出现马克思的肖像,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文全译本《共产党宣言》,共印了一千册,很快售尽,但人们也发现封面把《共产党宣言》错印成了《共党产宣言》,于是,同年9月在改正版面后进行了第二次印刷,封面马克思肖像也由红色改印成蓝色,再版,又印了一千册,依然很快售完。到1926年5月止,已经重印17版之多。后来国民党将《共产党宣言》定为“禁书”,不准再版,见之即查缴。
陈望道的《共产党宣言》第一个中译本是竖排平装本,用5号铅字排印,报纸印造,全书内文共56页,每页11行,每行36字,竖版直排,页侧印有“共产党宣言”的页边字,字下注有汉字小写页码,全书专有名词均在词后括号附注英文原文,以供读者对照。封面红印是1875年马克思半身肖像,肖像下面自右向左横题“马格斯”三字,肖像上面大字横题书名《共产党宣言》。《宣言》上面用小字标注“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”字样,下面标注“马格斯、安格尔斯合著”、“陈望道译”等字样。尾页为版权页,写有“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”、“定价大洋一角”、“印刷及发行者社会主义研究社”等字样。书的尺寸是18.1×12.2(cm)。 在全国发现的中文第一版《共产党宣言》只有11本,他们分别珍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、北京市文物局、上海图书馆、上海党的一大会址纪念馆、上海鲁迅纪念馆、上海档案馆、中国国家博物馆、延安革命纪念馆、浙江上虞市档案馆、温州图书馆、山东东营历史博物馆。
墨汁当糖为了专心致志完成好这件事情,1920年春,他离开浙江一师回到家乡,开始心无旁骛地潜心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。当时,陈独秀向陈望道提供了英文版《宣言》,同时,《星期评论》也向他提供了日文版《宣言》,他就根据这两个版本的《宣言》进行中文翻译工作。他如饥似渴地学习《宣言》、孜孜不倦地研究《宣言》、夜以继日地翻译《宣言》。看他如此辛苦地工作,人也瘦了许多,他母亲十分心疼,想做点好吃的让他补养身体。于是,母亲就弄来一些糯米做成粽子,又拿来一点义乌红糖,让陈望道用粽子蘸红糖吃。过了一会儿,等母亲去收拾碗筷时,发现陈望道粽子是吃掉了,可是满嘴是黑的。原来,由于陈望道对翻译工作太过专注,他一边工作一边吃粽子,而粽子蘸的不是红糖,是墨盒里的墨水,他自己居然没吃出粽子是啥滋味。就这样他加班加点工作,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,克服各种困难,用一个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忠诚和激情,完成了《共产党宣言》全文的中文翻译任务。
出版售罄为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,陈望道于1920年2月回到浙江义乌家中,他根据日文版,同时与英文版相互对照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。在一间柴屋里,陈望道克服工作条件的艰苦和翻译中的困难,“费了平常译书五倍的功夫,才把彻底全文译了出来”。1920年4月下旬,陈望道完成译稿。《共产党宣言》出版后,立即受到工人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,反响极为强烈,初版印了千余本很快销售一空。此后,《共产党宣言》经过多次重印,到1926年5月已经是第17版了。北伐战争时期,《共产党宣言》在北伐军中广泛流传。
出版意义重大《共产党宣言》的翻译出版意义重大。在《共产党宣言》的影响下,许多革命青年逐渐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,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。毛泽东在1936年跟斯诺谈话时曾讲:“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,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。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,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。”这三本书中的第一本便是陈望道翻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。该书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,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,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聚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革命知识分子在北京、上海、湖南等地,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,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开展工人运动。
积极参与建党早期活动在译完《共产党宣言》后,陈望道继续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,撰写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,并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。担任《新青年》主编的陈望道对杂志采取了一种“树旗帜”的办刊方针,如他自己所说:“先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帜……开辟《俄罗斯研究》专栏,就是带有树旗帜的作用。”《新青年》这一办刊方向引起了胡适的强烈不满,提出要改变刊物性质甚至停办,但陈望道毫不妥协坚持和捍卫《新青年》的马克思主义办刊方向。面对改良主义者张东荪借罗素来华讲学之机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,陈望道发表文章与之坚决斗争。通过与胡适、张东荪等人的论战,陈望道和其他先进知识分子有力地回击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,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,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。陈望道不仅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,而且以实际行动践行马克思主义。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要发起人,直接参与创建了党的两个重要组织——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。这两个组织可看作党创建时期组织发展的不同阶段。在陈望道和其他同志拟定的《中国共产党宣言》中,规定党的名称是“中国共产党”,党的最终目标是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压迫,建立无产阶级专政,这些内容在党的一大通过的《中国共产党纲领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。
陈望道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早期负责人之一,在组织支持下,他开办外国语学校、平民女校以及职工补习夜校,向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。外国语学校实际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公开活动的场所,为党向国外派遣了一批留学生、培养了大批干部。平民女校是吸收“一些觉悟的女子,为反对三从四德,被他们的家庭、学校赶出来,我们办学校,接受他们。丁玲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。”
陈望道是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发起者,直接参与筹建了上海机器工会、印刷工会、纺织工会、邮电工会,通过工会开展工人运动。初期的工运,主要是启发和培养工人的阶级觉悟,支持他们搞经济斗争。为此,陈望道多次向工人发表关于劳工神圣和劳工联合的演说,进行鼓动宣传工作。
诠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无论时局如何变换,陈望道一生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,用一生的坚守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。
陈望道毕生忠诚于党的事业。大革命失败后,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捕杀共产党员,即使如此,陈望道依然根据党的指示担任党创立的学校——中华艺术大学校长,随后在这所学校诞生了著名的“左联”。抗日战争时期,陈望道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,在“孤岛”上海坚持敌后斗争。1940年陈望道随复旦大学迁到重庆后,根据党的指示出任复旦大学训导长,并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新闻馆,新闻馆里可以传阅革命书刊、收听延安的广播,被称为“夏坝的延安”。解放战争时期,陈望道参与组建了华东地区16所高等院校“大学教授联合会”,并担任主席,大力推动“反内战、反迫害、反饥饿”运动,同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,积极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进步作家和进步学生,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。
陈望道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。作为一名学者,陈望道是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者,一部《修辞学发凡》被称为“千古不朽的巨著”。在书中陈望道既以大量篇幅谈了修辞技巧,又着重说明了它与内容的关系,突出了修辞的目的——为内容服务,把内容和形式辩证统一的观点运用到修辞中。
纵观陈望道一生,一旦尝过了“真理的味道”,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便从未改变,也正是信仰的初心使其肩负起马克思主义传播者、践行者和坚守者的使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