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治亭

李治亭(1942年1月13日—),汉族,山东莒南人。1965年辽宁大学历史系毕业。曾任吉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、所长等职。

出版图书

主要著作

著述

《清太宗全传》(合著)、《明清战争史》(合著)、《吴三桂大传》《中国漕运史》《清康乾盛世》《关东文化》(合著)、《关东文化大辞典》(主编)、《爱新觉罗家族全书》(主编)、《二十六史精华》(主编)、《吉林省百科全书》(总编)。

论文

《论清太宗在清史中的地位》《中国近代化的曙光》在《光明日报》上发表;《清史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》《再议历史人物评价》《文化精神的科学总结》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;《关东文化论》《清朝逊国九十年祭》被《新华文摘》全文转载。

课题

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《中国边疆史地丛书·东北通史》《明清东北治边政策的比较研究》;

东北边疆工程课题《清代东北边疆城镇研究》;

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《关东文化大词典》《爱新觉罗家族全书研究》等4项。

个人语录

1、清军入关,迅速统一了全国,结束了自万历以来长达七十余年的战乱与分裂,从大乱走向大治,重新建立起一代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。不论从哪个方面估量,对中国社会的发展,都是一件好事。学术界有一种意见,认为清军入关是“民族征服战争”,有的甚至说,当时如继续分裂,总比统一好,而清入关建立全国统治,使中国的发展延缓了100年,等等。这些说法,实际都否定了清统一中国的深远的历史意义,看不到统一是明清之际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。

2、我们应当承认,任何一方能结束明末以来的战乱而统一全国,符合人民的愿望,都应给予肯定。但是,明朝及其后的南明都是腐败的政权,已经失去了其存在价值,为人民所抛弃,灭亡是不可避免的。李自成张献忠所建的两个政权,由于其自身致命的弱点和战略上的一系列失误,导致失败。如果希望农民军统一全国,试问农民军建立的政权就一定是先进的,清统一全国就一定是反动的吗?不能这样简单地看问题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正值西方资本主义蓬勃兴起的时候,无论明、清、农民政权三个方面,都不是代表社会的先进力量,只有新兴的资产阶级才是新社会力量的代表。在中国,不论哪个政治势力,能够统一中国,结束分裂,就是先进的,应该给予肯定。明末统治已腐朽,分裂它,推翻它,天经地义;同样,在长期分裂之后,需要统一,亦是历史发展所使然。所以清统一中国,不应受到非议。

3、清统一中国,之所以受到某些人们的责难,据说是因为清为满洲人所建,不能入关“征服”汉人。此说甚不合理。前已阐明,满洲(女真)人是生活在明代中国版图之内的一个少数民族,明统治下的臣民,当他们遭受压迫,理所当然要奋起反抗。关内汉人主要是农民反抗明朝的腐败统治,进而建立农民政权,都备受赞扬,为什么满洲人建立政权就不可以呢?农民可以当皇帝,满洲人同样可以登上皇帝的宝座。汉人统治满洲等各个少数民族视为合理,反过来,满洲人统治汉人亦不为过。关键就在于,不论谁统一谁,一切皆以客观条件为转移;不在于谁统治谁,就看其所行政策、治国之道,是否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,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和改善。如坚持传统的“华夷”之辨的陋习,就难以科学地阐明中国历史的本相,其结论只能把人们引向误区。

4、洪承畴和同时代的许多重要人物纷纷降清,对于明朝及个人来说,的确是不幸的。究其根本原因,还在于明朝政治黑暗、腐败,制造了一系列的悲剧和党争的牺牲品。洪承畴于松山兵败被俘,就是因为政治混乱而造成军事惨败的一个典型事例。……洪承畴受命为蓟辽总督时,宁远总兵金国凤于宁远城北,携其二子,同清兵交战,均死于阵中。洪承畴以此次失败为鉴,上疏陈述其意见:金国凤前守松山,兵不满三千,却击败了清军,保住了孤城,这是因为“事权专,号令一,而人心肃也。”及至提升大将,兵近万人,“反致陨命,非其才力短,由营伍纷纭,人心不一也。”他的本意,借鉴此次教训,提醒崇祯,他赴关外作战,关系重大,不能重蹈金国凤的覆辙。岂料他不幸言中!他统率13万大军,亲临前线,却不能自主地制定适宜的作战方略,一切都听命于千里之外的朝臣纸上谈兵,又受制于一个小小的职方郎中的瞎指挥,事权不专,号令不一,尤其是改变他力主的“持久之策”,速战速决,正合皇太极之意。洪被逼进兵,不得不把军队集结于松山这一孤危之地。而当决战的时刻,以粮饷不足,暂回宁远“就食”,引发内部纷争,人心不一,张若麒对此议竟予支持,进而加剧了军心涣散,失去打大仗的思想准备,却忙于回宁远取饷。皇太极利用明军的这些致命弱点,即采取挖长堑,筑长围,断饷道的方略,仅一昼夜,便大破明军13万!明军松山之败,表面看,败在洪承畴之手,实质是败于朝臣陈新甲等人,说到底,是政治混乱、腐败所种下的恶果。

5、李自成张献忠大起义,以及关外的少数民族女真—满族崛起,都在为推翻明朝的腐败统治而进行斗争,从这点上说,其作用并没有什么不同。洪承畴等一批批汉官脱离明朝的腐朽集团,相继加入富有生命力的清政权,施展其治国的抱负,发挥应有的作用,是不该受到责难的!问题不在于他所持何种动机,无非是为个人计,或为国家计,关键问题,就看他们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方向,是否为社会的发展,为百姓做了哪些有益的事情,以此衡量或评价他们的历史地位。一味空谈道德、气节,是没有实际意义的。因此,我们评价洪承畴降清,不去分析他何以失败,不指责明廷黑暗,只追究他降清丧失气节,要求他“不成功便成仁”,为黑暗的明朝尽忠,不能认为是持平之论,因而是不足取的。

6、统一全国的使命,历史地落到了新兴的清朝的身上。以福王、唐王、鲁王、桂王永历)四政权来说,内部腐败不堪,党争不断,互相残杀,不待清军进攻,先已自行瓦解。这些已为人们所熟知。如此腐败而黑暗的政权,岂能完成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!他们存在的本身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。清统一,不仅避免了中国继续分裂,而且也铲除了明末以来的腐败,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。

7、洪承畴顺应历史大势,弃暗投明,把他的才能献给了新的统一事业,并为此做了不懈的努力,是功不是过,更与投降外来侵略者的“汉奸”风马牛不相及。时代已经变了,旧的史学观念也在变。只有抛弃那种以华夷之分的标准评价历史人物,才能对洪承畴及其他降清的人做出科学的评价。

8、以当时的形势而论,明已分崩离析,而且这个政权已腐败透顶,延至南明三个小朝廷,又有哪个是开明政权?他们已失去了存在的价值,为什么还必须扶植他们苟延残喘呢?它们的存在,对于人民,对于历史,都是一个无用的废物。我们要求当时的明朝将吏必须忠于这个腐败政权,不见得明智。如同出自南明小朝廷的立场,提倡对它“愚忠”到底,反对任何人降清。这实在没必要。每个人在大事变面前,都有权利做出自己的选择。在吴三桂之前,也包括以后,有多少汉官汉将在明清(后金)斗争中选择了清(后金)政权,人数之多,以千计,以万计,以十数万计!我们能一概予以否定吗?显然不能。他们不受谴责而独责吴三桂之降清亦有失公平。我们不能按今天的观点指责这个那个人选择的道路不对,或正确,或错误,而只能从历史发展的眼光,从是否符合当时历史的发展趋势来加以判断和评论。以明清两个政权而论,都是封建政权;从世界大范围来说,在英国已开始资产阶级革命,标志着世界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。那么,明清两个政权比之资本主义,都是落后的政权,谈不上哪个政权更进步。但从国内而论,我们则不能不说,清政权是一个新生的有作为的政治势力,它要取明而代之,亦属必然之势。所以,在历史转变及两代王朝鼎革之际,一些人乃至相当多的汉人涌入清政权,亦是历史大势所趋。我们对此无须大惊小怪,也无须去指责他们,甚至给戴一顶“汉奸”帽子。

人物思想

李治亭认为,在史学运用中有几种错误倾向:

一是把历史政治化,如上世纪60年代,历史沦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,一些人大搞影射哲学;

二是持有陈旧的历史偏见,如否定清朝,认为那是“异民族王朝”;

三是认同西方所谓后现代的“历史不可知”论,称“历史是历史学家主观构造出来的”;

四是史学商业化,为了迎合大众,把严肃史学变为“时尚史学”,标新立异,贩卖假货。

李治亭:《百家讲坛》名嘴误人子弟

如今,历史俨然成了一种时尚。荧屏上,清宫剧一部接一部;荧屏下,易中天的《品三国》卖得红红火火。昨天下午,中国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李治亭却在上海书展现场,就正流行的“时尚史学”发展谈了自己不同的看法。央视《百家讲坛》中的几员大将―――易中天、阎崇年等,都成了其炮轰的对象。

“品说”毫无创见“品读历史”是易中天创立的说法,而他的《品三国》也受到时下不少易迷的追捧。但李治亭对此却颇不以为然:“所谓的‘品三国’,品的到底是《三国志》还是《三国演义》呢?这有很大的不同。《三国演义》本身就带有艺术成分,可以随便品,但《三国志》可严肃得多,要‘品’的话就要注意真实性。”

李治亭认为易中天的《品三国》实在没品出什么有味道的东西来,“就品出曹操天生是爱说真话的。而这一点还真不知道他是怎么从历史上研究出来的,这纯属个人品行问题,根本与历史无关。易中天一会儿说曹操温情,一会儿说曹操奸诈,一会儿说曹操可爱,一会儿又说曹操报复心强,这么多矛盾的特质放在一个人身上,真有这样的人存在吗?而他最后又归纳总结为曹操就是一个奸雄,这不又跳进了历史窠臼?”所以,李治亭认为《品三国》只是用时尚语言让历史庸俗化、低俗化,“玩了玩文字游戏,讲了些乐子,却没有任何创见。”

戏说太多编剧太懒

如今,戏说之风愈演愈烈。对此,李治亭表示:“这些戏说剧都是挂羊头卖狗肉,名为历史剧,实质是胡编乱凑。在这么多戏说的误导下,大众很有可能对历史产生一个错误的认识。”他以乾隆为例,指出很多人把其当成一个风流倜傥的帅哥,“实际上,这是个误解。乾隆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皇帝。那些常常把‘搂搂抱抱’作为重点戏码的电视剧,掩盖了历史的真相,演绎的都是荒唐剧。”而谈到当下出现如此多戏说剧的原因时,李治亭直言:“这都是因为编剧太懒,没有很好地将历史的真实性和文艺的再创造性结合起来。”

“时尚史学”误导受众

阎崇年曾在他的《正说清朝十二帝》中提到,努尔哈赤的12大贡献中,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统一了中国。但作为清史编纂委员的李治亭表示:“其实,努尔哈赤只是打下了东北,而他的儿子皇太极才是完成统一中国的英雄。”对于阎崇年在书中所写的“努尔哈赤种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,也播下了清朝灭亡的基因”,李治亭也进行了批驳:“这种历史‘血统论’非常荒谬。按照他的说法,所有的朝代都可以这么被解释。例如,朱元璋种下了永乐盛世的种子,也播下了明朝灭亡的基因。”他认为,历史研究的任务在于揭示历史真相,用科学的方法阐明历史的内核,给现代人以启迪。有真实才有历史,而如今种种的“时尚史学”,常常偏离了“真实”这根准绳,误导了不少受众。

李治亭质疑阎崇年“努尔哈赤十大贡献”

努尔哈赤自明万历十一年(1583)起兵,迄至天启六年(1626)去世,跃马弯弓,驰骋40余年。终其一生,做了三件大事:其一,统一女真诸部,初步形成满洲;其二,创建国家政权——史称后金;其三,向明宣战,断绝同明的隶属关系,揭开了明清(后金)战争的序幕,也开始了明清兴亡的历史进程。此三件大事,足以给努尔哈赤做出的正确的历史定位:他是清帝的直接始祖、清朝的开创人、满族形成时期的领袖。不论从哪个方面说,无论后世子孙取得何等伟大成就,都代替不了他的开创者的历史地位!

如果真是一个研究努尔哈赤的专家,那么,给努尔哈赤定位,既简单又容易。但阎崇年为其定位大误,史实大错,有错而不知改,又在《我为何重视努尔哈赤》(见《北京晚报》6月2日)一文中,连连铸成新错,其荒谬的程度,令人难以置信!

阎崇年有意抬高努尔哈赤,其定位远远高于其他十一帝,即使如康、雍、乾三帝亦不能与之相比,唯独给努尔哈赤以“伟大的政治家、军事家”的称号;又评其贡献最多,总结出“十大功绩”,连康熙与乾隆两位“大帝”也望尖莫及!就让我们来看看阎崇年制定的“十大功绩”究竟是什么。

“统一东北地区”,为努尔哈赤“十大功绩”之一。阎崇年引述一段史料加以证明:“自东北海滨,迄西北海滨,其间使犬、使鹿之邦,及产黑狐、黑貂之地,不事耕种、渔猎为生之俗,厄鲁特部落,以至斡难河源,远迩诸国,在在臣服。”(《正说》页3)直言不讳地说,这是原则性错误。稍知一点清入关前史的人都知道,努尔哈赤终其一生,只统一了半个东北,至皇太极去世前,才基本“统一了东北全境”(尚余四城,仍为明守)!阎崇年自称研究努尔哈赤数十年,出此大错,谁人信之?更为严重的是,上述引文,原载《清太宗实录》卷61,页30,本系皇太极于崇德七年(1642)告祭其父努尔哈赤说的一段话,对其执政16年,最终统一东北的业绩的总结。顺便指出:皇太极已于崇德元年任命梅勒章京(入关后改称副都统)吴巴海镇守宁古塔(黑龙江宁安),管辖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流域的疆土。清在黑龙江正式设治,即始于此。但阎崇年不明历史真相,却把皇太极说的话及其业绩廉价地移植给了努尔哈赤!本来努尔哈赤并没有统一东北,又强加给努尔哈赤的这一段话,纯属张冠李戴,成了无稽之谈!说到此,并未结束,他进一步发挥:“如果没有努尔哈赤对东北的统一,后来沙俄东侵,日本南进,列强争进,东北疆域被谁人占有,实在难卜。”这话说得也不错,但关键处却说错了人:本来属于皇太极的功绩,硬是强加给努尔哈赤。试问:为何如此颠倒史实,任意篡改历史?

《正说》开列努尔哈赤“统一女真各部”、“促进满族形成”、“制定满族文字”三项功绩,实则就是满族形成的一件事。统一女真各部,重新凝聚,以创制新文字为标志,才使新的民族共同体—满洲得以成立。换言之,满族之形成,恰是女真诸部统一的必然结果;没有其统一,也就没有满族。二者互为因果,不能割裂。阎崇年硬是把一件事给分解为三,以凑足“十大功绩”。

诸如“建立后金政权”、“制定抚蒙政策”、“丰富军事经验”、“迁都沈阳”等,何须以“功绩”论!因为这些与历代创业之君所行相类,努尔哈赤并无特别之处。试看历史上哪个创业帝王不建政权、不建都?迁都也是常有之事,如元太祖、元世祖屡次迁都,最后定都于大都(北京);明成祖自南京迁都至北京,辽与金的都城亦一迁再迁。他们各自制定民族政策,指引他们走向成功!这些必做之事,无须论为“功绩”。如以迁都为功,多尔衮决策迁都北京,其功绩之大,不在努尔哈赤之下吧!唯《正说》把此类事看得过重,做了不正确的表述,大书特书,无非是刻意抬高努尔哈赤吧!

至于努尔哈赤“创建八旗制度”,如同其先世金代女真人所创“猛安谋克制”,都是本民族的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制度,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过巨大作用。此制为努尔哈赤原创,仅编满洲八旗与一蒙古旗而止。毕竟是草创,缺失多有。真正把八旗制完善而定型,还是皇太极完成的。他增建汉军八旗蒙古八旗,是对八旗制的进一步创建;又把此制推广到内蒙古,皆为努尔哈赤所不及。阎崇年将八旗制的创建全部归功于努尔哈赤,亦失历史真实。

在阎崇年评出努尔哈赤“十大历史功绩”中,其“推进社会改革”最具社会进步意义。在阎看来,努尔哈赤“创立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”,即“贵族共和制”;经济上实行计丁授田、按丁编庄、奴隶制田庄转化为封建田庄等,都是实行“社会改革”。事实并非如此。如果说,在女真(满族)社会内部,建国家,定制度,应看作是女真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进步。但是,他把上述制度和做法带到发达的辽东汉人聚居的农耕区,实则把辽东社会拉向倒退。

所谓“贵族共和制”,无疑保留了原始军事民主制残余,可以看作是女真(满)族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,但进入一个发达而先进的辽东地区,仍行此制,不能认为是先进的制度,与明制相比,显系原始而落后。

所谓“计丁授田”,并非真正实行“均田”。努尔哈赤进入辽东后,将该地区因战争而荒芜的无主地,首先分别授给各驻守当地的八旗满洲贵族及其士卒,而在战争中被掳的大批汉人,一在其满洲王公贵族包括将官之家为奴,一在其庄园—拖克索,供其役使。连清人也承认:“国初时,浮掠辽沈之民,悉为满臣奴隶。”(《啸亭杂录》)他们在名义上以成丁分得一份土地,但其所有权属于他们的主人。当然,也规定给“乞食之人、僧人”分地,但改变不了“计丁授田”的农奴制本质。总之,这是在战后打破明在辽东的封建土地占有关系,由满洲王公贵族及农奴主对土地的重新占有,并无社会改革的意义。

所谓“编庄”,规定满汉人合居一处,要同吃、同住、同耕。实行此“三同”,满人为汉人所供养,汉人备受欺淩,直接被与之“三同”的满人所剥削。还有一种形式,即把汉人编入拖克索(庄园),每13个汉人编为一庄,给牛与耕地若干,其粮食除自食用,还将另部分缴纳官赋。果真实行此制,对汉人不无好处。但关键不在此。努尔哈赤把这些庄园按品级都分给了满官,如,每一备御官则赐给一庄,级别越高,其分得的庄园就越多。编入此庄的汉人成丁就成了他们的奴隶,因不堪忍受奴役,故引发大批庄丁逃亡。这证明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: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后,推行民族奴役的政策在:正如《清太宗实录》所载,满洲大臣直白:“昔太祖(努尔哈赤)诛戮汉人,抚养满洲。”连清太宗也说过:“我国将士向来骚扰辽东民人。”一个先进的辽东地区,行此落后的制度,这哪里是“推进社会改革”?阎崇年称:努尔哈赤制定了“民族和解政策”。看看事实,哪里有“和解”?努尔哈赤晚年,民族矛盾尖锐,到处都有汉人的反抗,国势岌岌可危。

在辽东真正实行社会改革,决不是努尔哈赤,而是继承其汗位的皇太极!他一即位,就大刀阔斧改革其父的弊政与落后的体制。据《清太宗实录》载:皇太极力主“满洲、蒙古、汉人视同一体”,将满汉合住改为分屯别居,汉人自立一庄,用汉官管理;恢复汉族奴隶的“民户”地位,编为户籍。优礼汉官,大量吸纳汉、蒙古人加入后金(清)政权,续建汉军、蒙古八旗,从而彻底改变其父所建单一的女真(满)族政权,改造成统一的多民族的政权。又如,改官制,变体制,按明制设六部,废“贵族共和制”,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。皇太极的系列改革,从根本上消除了努尔哈赤晚年的社会危机,将清政权引导到蓬勃发展的道路。

阎崇年对历史事实缺乏认真研究和考证,将正、误乃至错谬混淆一处,统统作为努尔哈赤的“功绩”加以赞扬。所列“十大功绩”,硬是凑数,何如实实在在,将历史真相告诉读者!这丝毫也不影响对努尔哈赤的历史定位。我绝非否定努尔哈赤。前列努尔哈赤一生所做的三件大事,将他置于开创者、创始者的地位,还嫌低吗?作者绞尽脑汁,事无巨细,不计是非,甚至将他人如皇太极的实践活动也算到努尔哈赤身上,正如前已指出,竟将皇太极说过的话也变成努尔哈赤的语言!绝非治史者所为!

阎崇年努尔哈赤的历史定位,已经远远地背离了努尔哈赤自身的历史真实,大失史学的严肃性与科学性。作为一个学者,亦失应有的学风与史德。

阎崇年写道:“金亡之后,女真各部,纷争不已,强淩弱,众暴寡……”到努尔哈赤起兵前,女真“300年来”未获统一(《正说》页3)。这段话来源于《清太祖武皇帝实录》,原文是:女真“各部蜂起,皆称王争长,互相战杀,甚且骨肉相残,强淩弱,众暴寡。”史载明确告诉人们:这段话是对努尔哈赤起兵前夕女真社会局势的真实概括。但作者把它断为“金亡以后”,历“元明300年来”,女真社会就是这种状况。这完全是误读误解。事实是,金被元灭亡后,女真族遭到极度摧残,元气大伤。其残存的女真人散居东北,既无力抗元,亦无力内争。换言之,已形成不了任何集团势力。在元朝统治下,按民族分等,女真族被列入“汉人”之中,身份低于蒙古和色目人,受其控制与压迫更甚于其他民族。入明,境况有所改善,女真诸部酋长不断受到招抚,赐以官职,生聚渐兴旺。自元迄至明中叶,女真人沉寂了200年之后,才渐次恢复了民族的活力,开始登上历史舞台,到努尔哈赤出生前后,延至其起兵时,女真社会才出现了如上面所描写的互相战杀的局面。可惜,阎崇年连这个常识问题也出错,对女真社会的演变做出了不正确的解释。

阎崇年在解释努尔哈赤的“抚蒙政策”时,写道:“他用编旗、联姻、会盟、封赏、围猎、赈济、朝觐、重教等政策……”作者将清朝逐渐实行的对蒙古政策,统统都归为努尔哈赤所制定。但事实却否定了作者的信口开河。满蒙联姻,实始于努尔哈赤,与部分蒙古部落建立了军事与政治同盟,努尔哈赤以“保护人”的身份,与他们共同对付察哈尔部林丹汗。努尔哈赤与之联盟的蒙古如科尔沁部等,尚未真正建立起如后来的那种君臣关系。到皇太极时,才开始把这种隶属关系确立起来。给内蒙古诸部按八旗制编旗,也是皇太极做的一件大事;“会盟”并非努尔哈赤所为,确是康熙帝为解决喀尔喀蒙古问题,先于康熙二十五年(1686)派理藩院尚书阿尔尼举行过一次“会盟”。更重要的一次“会盟”,是康熙三十年康熙帝亲自前往多伦并亲自主持“会盟”,决定喀尔喀蒙古实行“盟旗制度”。阎崇年归纳努尔哈赤对蒙古实行“编旗”的八大政策,很多项并无史实根据,却是将其後帝做的事又移植到努尔哈赤的名下!

更为离奇的莫过于说:“迁都沈阳后”,“沈阳及辽河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得到全面开发与迅速发展”,还“带动了东北地域经济与文化的发展。”这是事实吗?自努尔哈赤发动对明战争以来,辽东、辽西先后辟为战场,努尔哈赤每攻下一城,必屠城杀戮与抢掠,撤走时毁城,夷为平地,如抚顺、清河、开原铁岭广宁等,都变成一座座废墟!明代辽河流域的经济及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:百姓或死或逃,土地荒芜,原先的繁盛之地已成无人之域!当时,朝鲜人、明辽东将吏等,都留下了战乱实况的真实记录。如,明辽东经略熊廷弼写道:明万历四十七年(天命四年,1619),一年内,辽东十余万人死亡,“或全城死、全营死、全寨死、全村死、全家死……山骸川血,鬼哭人号。”朝鲜学者李肯诩记述:辽东大批人口逃入朝鲜,“前后数十万口”。明人陈仁锡记载:辽东百姓死十之八九,仅存者不足十之一!如,辽东“盖州复州有可铸之矿而无人开”;辽西锦州、义州、右屯等地,“有可屯之田而无人垦……”类似记载,史不绝书。皇太极时,与明朝继续在辽西地区展开拉锯战,对峙10余年,以至人烟几绝,一片荒凉。努尔哈赤占据辽东,辽河地区处于激烈交战状态,战争乌云密布,谁来“全面开发经济”?即使个别地区,农业生产有所恢复,仍恢复不到明统治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准。在阎崇年的笔下,辽河流域,一片光明,和平安宁。如此歪曲历史,莫此为甚!

阎崇年不顾历史事实,把战争残破的经济说成是“全面开发”、“迅速发展”,甚至奉努尔哈赤为“近代辽河流域、沈海区域经济”开发的“创始者”!这是他的又一大“发现”?简直是闻所未闻之奇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