巢峰（1928年7月5日-2023年1月8日），男，江苏阜宁人，1942年参加新四军，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54年开始从事编辑工作，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。曾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，上海市政协委员、上海市人大代表。
人物生平1936年，第一版 《辞海》 出版后风靡一时。巢峰小时候，从城里归来的父亲把 《辞海》带回了家。至此，这本“无所不包”的辞书成了身处乡野的巢峰打开外面世界的钥匙。消息很快让私塾里的教书先生听到了，于是把 《辞海》 借了去，结果“有去无还”。当时的巢峰怎会想到，童年痛失的“心头肉”，后面竟伴随了他大半生。
14岁参加革命的巢峰，小学没毕业，初中只读过三个月。
1942—1952年，在苏中二专署、苏北行署参加财政工作，任会计、课长，总会计、科长、室主任。
1952—1954年，任交通银行苏北分行科长，江苏省财政厅副处长。
1954—1958年，任华东新闻出版局、上海出版事业管理处、上海市出版局副科长、办公室副主任、副处长。
1958—1977年，任上海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，“文革”中受到迫害。
1978—1999年，任上海辞书出版社副社长、副总编辑，党委书记、社长、总编辑。（其间1989—1994年，兼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、总编辑）
1987年被评为编审。
1995年巢峰曾组织编写《品德三字经》，当时请了著名画家贺友直画插图，销量一举达数十万册。
2010年离休。
2017年，年届九旬的巢峰还出版了《巢峰品德修身读本》（书法诵读版），“俯下身子”为青少年写蒙学读物。
2023年1月8日上午9时8分，巢峰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，享年95岁。
2023年4月7日，“出版人生——巢峰同志追思会”在上海举行。追思会由中国出版协会、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导，中国辞书学会、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主办。
人物事迹巢峰同志是我国著名的辞书编纂家。1978年后，他先后在夏征农主编、陈至立主编领导下，参与主持《辞海》第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版的编纂出版工作。在第三版编纂工作启动时，他在夏征农主编、罗竹风副主编（常务）支持下，坚决贯彻党的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的路线方针，负责起草《〈辞海〉（合订本）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》，对思想文化领域的“拨乱反正”发挥了积极作用。1981年，巢峰同志等前瞻性提出《辞海》“十年一修”的修订原则，开启了《辞海》与时俱进的发展新阶段。1998年后，巢峰同志还参与主持了国家重大文化工程《大辞海》（38卷）的编纂出版工作。巢峰同志高度重视谋篇布局，主持制定了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辞书中长期发展规划，规划立意高、覆盖面广、操作性强，四百余种项目大、中、小型协调，通过规划的有效实施，填补了国家文化建设中的许多空白，其中数十种辞书荣获国家级图书奖，有力推动了我国辞书出版事业的发展繁荣。1978年8月21日，《文汇报》整版发表他的《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吗》，文章进一步否定了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。
巢峰同志是我国出版行业的领军者，辞书出版的实干家。针对一个时期辞书出版领域抄袭剽窃、粗制滥造、弄虚作假等现象，为净化出版环境，提高辞书质量，巢峰同志领导中国辞书学会并组织行业相关单位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假批劣，并提出和推动建立辞书出版准入制度、辞书质量检查制度。巢峰同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在辞书编纂理论和出版社科学管理等诸多方面都有深入研究，并善于归纳总结，为行业贡献真知灼见，丰富了我国辞书学理论，促进了我国辞书事业的发展。
1992年10月29日，在中国辞书学会成立大会的闭幕词中，学会第一副会长巢峰从他的亲密同仁徐庆凯那里得到材料，针对王同亿主编的《语言大典》，他指出：“这样的词典，怎么能不加批判、抵制而任其流传？我以为我们的辞书编纂和出版中有一种堕落行为，评劣就是要与辞书编纂与出版中的堕落现象作斗争。我们要促使辞书事业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，就一定要做好打假打劣的工作。如果让那些歪风邪气泛滥成灾，通行无阻，什么抄袭有理，差错有理，拼凑有理，那还有什么真理，那还要中国辞书学会干什么？”此后不久，批评《语言大典》的文章陆续发表，巢峰自己也写了《〈语言大典〉的教训》《刹一刹著书出书中的粗制滥造风——兼评王同亿主编的〈语言大典〉》《“王同亿现象”剖析》等批评文章。
2001年，王同亿再次主编了《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》。就此，巢峰写了《辞书编纂必须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——评〈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〉》，批评此书“是带有腐朽气息的落后文化的代表作”，“用落后文化的思想和知识去坑害年轻的一代”。
作为“辞海人”的杰出代表，《辞海》事业在巢峰同志心目中始终居于崇高位置，几十年孜孜矻矻、念兹在兹，即使年过九十，长期因病住院，仍时刻关心《辞海》第七版编纂出版工作，在病床上批阅《辞海》稿件。巢峰同志曾提出《辞海》工作的“四严”要求，即“严谨的作风、严肃的态度、严格的纪律、严密的制度”。作为《辞海》工作的长期具体主持者，他对“一丝不苟、字斟句酌、作风严谨”的“辞海精神”的提炼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。“坚守出版初心，担当文化使命”，是巢峰同志从事出版工作六十余年的生动总结和真实写照。
主要成就参与或具体主持《辞海》1979年版，1989年版、1999年版以及台湾繁体字版的编纂。在主持上海辞书出版社期间，共获国家图书奖9项，创上海第一、辞书工具书第一、地方出版社第一。《毛泽东思想大辞典》《邓小平思想理论大辞典》《“文化大革命”词典》《学生辞海》《儿童辞海》等书主编。研究经济学、辞书学、出版学，有经济学论文整十篇，著有《出版论稿》。获第五届中国韬奋出版奖，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编辑奖，中国百佳出版工作者，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。
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编辑奖、中国韬奋出版奖、中国辞书学会终身成就奖、中国十大优秀出版编辑奖等。
巢峰率先将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引入出版研究，提出“出版经济学”概念，并结合行业具体实际，发表一系列理论性、战略性和实践性相结合的命题、判断。
巢峰认为，见钱不见书的出版者，是劣等的出版者；见书不见人的出版者是平庸的出版者；而以提高人的素质和加强社风建设为治社之本，以出好书为强社之路的出版者，才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出版者。在他的主持下，上海辞书社在取得巨大社会效益的同时，经济效益也十分可观。1978-1995年辞书社总产值增长了16倍，销售总码洋增长16倍，利润增长20倍，人均利润48636元，增长了21倍，国家净资产增长了32倍。
人物纪念2024年1月，首届巢峰青年编辑奖揭晓。
出版图书人物评价巢峰同志是我国出版行业的领军者，辞书出版的实干家。针对一个时期辞书出版领域抄袭剽窃、粗制滥造、弄虚作假等现象，为净化出版环境，提高辞书质量，巢峰同志领导中国辞书学会并组织行业相关单位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假批劣，并提出和推动建立辞书出版准入制度、辞书质量检查制度。巢峰同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在辞书编纂理论和出版社科学管理等诸多方面都有深入研究，并善于归纳总结，为行业贡献真知灼见，丰富了我国辞书学理论，促进了我国辞书事业的发展。
家庭巢峰的大儿子插队落户10年后回沪找工作，可执拗的巢峰放着在出版界的地位，却坚决不肯为儿子托关系走后门，儿子一次出门时被车撞倒，脑袋着地，就此成了傻子，生活完全依靠妈妈照顾。
巢峰的小儿子“头子活络”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时候，他就因为在厂里表现突出被选为团支部委员，红榜都贴出来了，却因为政审时有个“走资派”爸爸，被当场除名，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很大。恢复高考后，他被上海师范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录取，毕业后做了一名工程师。小儿子的生意后来一直做得很好。
巢峰的小女儿从小喜欢围棋，曾摘得过上海成人围棋赛的第六名，她的老师是带过芮乃伟等人的围棋名师。小女儿从小就“脑子好使”，曾被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同时录取，后来去了南大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