吴桥兵变,是明朝崇祯年间的一次兵变。
事件背景崇祯三年(1630年)一月,孙元化随孙承宗镇守山海关,三月加山东按察副使,五月升登、莱二州巡抚。后袁崇焕杀毛文龙,驻守皮岛的毛文龙旧将哗变,孙元化接收了皮岛的叛将孔有德、耿仲明、李九成、李应元诸将。孔有德被任命为骑兵参将,耿仲明则被派往登州要塞。
崇祯四年(1631年)八月,祖大寿受困大凌河城(今辽宁锦县)内。孙元化急令孔有德以本部由海路抄袭建州叛军后路——耀州(今营口附近)。但遇到风浪,未能成功。孙元化大怒,复令孔领八百骑由陆路赶赴前线增援。
事件经过中计哗变然登州辽东兵与山东兵素不和,孔有德抵达吴桥(今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,当时属于山东)时,因遇大雨春雪,部队给养不足,又部队行抵吴桥时,与山东人屡有摩擦,县人皆闭门罢市。有一士兵强取身为山东望族,东林党干将(《东林点将录》内称“浪里白条”)的王象春之家仆一鸡,该丁被“穿箭游营”。于是士兵击杀该家仆,事后象春之子不肯罢休,要求查明真相。此时,把孙元化给的市马钱花尽的李九成正好归来,恐遭非议,于是乘机煽动众人抢劫哗变。
孔有德受李九成、李应元父子的煽动,在吴桥发动叛变,在山东境内连陷数城,史称“吴桥兵变”。而此前不久皮岛的东江军也发生兵变,本来就与他们不睦的东江总兵黄龙遭叛兵割去耳鼻,幸得素与孔有德不和的东江军尚可义等部救援方得免。于是广东道御史宋贤上疏抨击巡抚余大成、孙元化:“登莱抚臣孙元化侵饷纵兵,贪秽已极。其所辖士卒,数月间一逞于江东,则劓截主将;再逞于济南,则攻陷城池,皆法之所不赦者。”广西道试御史萧奕辅指责孙元化放任孔有德,又说张焘“卸罪于波涛,借词于风汛”。朝中布满指责孙元化,潜攻东林出身之大学士周延儒和废止东江、登州两镇的声音;另一面,朝中东林分子和支持孙元化的一派,则心存侥幸,主张招抚叛军。日后朝廷举棋不定,几乎放任山东糜烂的局面,与朝中此种内斗不无联系。
事态扩大叛乱后,孔有德遂倒戈杀回山东半岛,连陷临邑、陵县、商河、青城诸城,率兵直趋登州。其间,山东巡抚余大可托疾数日不能出,等到实在不得已了,才派遣中军沈廷谕、参将陶廷鑨率数千人往御叛军于阮城店,但山东兵不堪一击,“皆败而走”。大成惊恐万分,于是一下子变成了“主抚派”,极力避免交战。
与此同时,与孔有德交好的东江镇旅顺副将陈有时和广鹿岛副将毛承禄(毛文龙从子)也起兵响应,该部一举发展为七八千人的大军,一度割据半个东江镇,企图与山东叛军南北呼应,一举建立一个辽东武人自己的国家。总兵黄龙一时间居然只剩下皮岛单基地和几个游击在苦苦支撑,“急遣尚可喜、金声桓等抚定诸岛,而躬巡其地,慰商民,诛叛党,纵火焚其舟”。陈有时、毛承禄不能抵挡,败走登州与叛军主力会合,留下部下高成友防守旅顺,以阻断关宁、天津两镇来的援军,为叛军赢取时间。黄龙调动游击李维鸾偕尚可喜等击破,立即移军驻扎其地,援军才得通畅。此后,黄龙遂率本军经营该堡,主持北线平叛战局,直到次年七月败亡。而留东路于副将沈世魁等毛帅“外戚”。
叛军逼近登州,孙元化急令总兵官张焘率辽兵守登州城外,遣总兵官张可大发兵(本部援辽浙军)抗击,以两路成合击之势。但张焘与孔有德是老战友,开始交战后其兵卒随即投入孔有德行列,而张可大部自是大败。与孔有德是旧交的登州中军耿仲明、陈光福等人,立即举火开门,崇祯五年(1632年)正月登州便告失陷,掳获了旧兵六千人、援兵千人、马三千匹、饷银十万两、红夷大炮二十余位,西洋炮三百位。总兵张可大斩杀其妾陈氏后,上吊自尽,孙元化自杀未成,不向叛军妥协,拒绝称王(时孔有德自称都元帅,封手下为总兵等职务,似有自开一国的打算)。城中葡萄牙军事教官有西劳经、鲁未略、拂朗亚兰达、方斯谷、额弘略、恭撒录、安尼、阿弥额尔、萨琮、安多、兀若望、伯多录等12人死亡,15人重伤。孔有德念旧,五年二月将元化和宋光兰、王征、张焘等人放还。孙元化与余大成、张焘回到京师,为政敌陕西道试御史余应桂、兵科给事中李梦辰所举发,诏送镇抚司,狱中遭到酷刑,“手受刑五次,加掠二百余”。首辅周延儒欲免元化死罪,求救于徐光启,终无法挽回。
崇祯五年七月二十三日(1632年9月7日)孙元化与张焘同被处死。宋光兰和王征、余大成充军。叛军在攻陷登州后,开始部署营伍、伪授官爵,并铸“都元帅”印,推原官阶较高的李九成(参将)为首、孔有德(游击)为副,耿仲明(游击)则自称都督。此因在吴桥初叛之时,是由李九成和李应元(千总)父子劫有德而叛,且返登沿途攻破六城时,皆以九成为前驱,故有德虽为叛军的直属带兵官,但却以“九成父子材武,且有首事之勋”而让先。李九成外号“三大王”,尤长于鸟铳,“可择人命中”,时人有称:“虽孔有德肇乱于吴桥,而造谋桀鷔,为众逆之所推戴者,李九成实居孔有德之右,故其挺身率贼,抗我王师,凶恶至极。 ”知李九成初确为叛军之首脑。
较晚成书的清代文献则多称当时乃以孔有德为都元帅、李九成为副元帅,且指孔有德和耿仲明叛变时原均任参将,此或因九成早死,且孔、耿二人在降清之后飞黄腾达,而遭阿谀者蓄意窜改所致。另一方面,在康熙《新城县志》中,则因叛军陷城时曾杀戮甚惨,故编纂者只称兵变的带头者是“李九成等”,而未敢言及孔、耿。
叛军曾将搜刮的财物拨出万金来犒赏辽东沿海诸岛,诱令同反。此一策略相当成功,如辽东半岛沿岸的鹿岛、石城岛等地的兵民均叛,但旋遭镇守在皮岛的黄龙敉平。由于黄龙原住登州的家人均在城破时被杀或被俘,孔有德遂遣石尽忠假持黄妻刘氏的金簪为信物,欲说降已攻抵长山岛的黄龙,但黄龙不受威胁,力歼叛党,并直趋旅顺。 在黄龙的围剿之下,欲叛离的岛众纷纷渡海至登州,其中即包括毛文龙诸义子之首的广鹿岛副将毛承禄;而阵容最浩大者,则是旅顺将领陈有时(先前名毛有侯)所率领的七、八千人,有称初叛于吴桥的兵士原即多为陈有时的部下,孔有德因此应允在攻破莱州后,所得尽归其众。
出兵平叛山东巡抚余大成闻登州已失,却束手无策,唯闭户修斋诵经,被人讥之为“白莲都院”。 崇祯五年(1632)正月十三日,叛兵破黄县。余大成遭革职,寻遭逮治。二十九日,总兵杨御蕃率通州等兵、王洪率天津兵与叛军在掖县八十里外的新城镇接战,当时叛军有骑兵五千名、步卒万余,明军只有骑兵不足一千、步卒不足四千,结果王营未战先溃,叛军且取其火器以攻杨军。明军最后星散四溃,仅御蕃率亲军三百人退抵莱州。
五年二月初一日,徐从治和谢琏两抚俱抵莱州。初三日,叛军至,在城四周扎营十多处,开始长期的围城战,守城的兵丁总数共约四千名。 三月二十七日,兵部侍郎刘宇烈以督理的身分誓师向莱州进发,共调集蓟门、密云等地的援兵和义勇乡兵,凡马步兵二万五千人;四月初二日,崇祯帝还特遣中使送红夷大炮六门至沙河交付援军。但因刘等统帅均不谙兵事,人马杂揉,纪律不明,又不分犄角,且辎重亦遭敌焚毁,终在沙河兵溃,被掳者无算,大炮等大量火器反为叛军所有,巡抚徐从治亦于十六日中炮死。
四月二十九日,莱州府推官屈宜扬自入叛军寨中讲抚,屈氏此举或得到刘宇烈的默许,刘氏于五月十六日还为此事具本题抚,但户部尚书毕自严、户部右侍郎刘重庆、四川道御史王万象等人均上疏力排抚议,或称:“孙元化乃以甘言啖贼,借名激变,特倡一抚之说……犹甘心囚首诡计入都,欲始终用抚之一着,以缓须臾之死。 ”或称:“非逆贼欲抚,乃败事之孙元化欲抚也;亦不独孙元化欲抚,乃左右护庇元化者之皆欲抚也。 ”前述的毕、刘、王等官员均为山东籍,其主剿的重要原因应均是痛心乡里遭叛军荼毒至惨。
五月初八日,原天津兵备道朱大典奉命巡抚山东,驻青州调度。由于先后参与剿贼的大将已有天津总兵王洪、保定总兵刘国柱、通州总兵杨御蕃、蓟门总兵邓玘、登州总兵吴安邦、昌平总兵陈洪范、东江总兵黄龙以及义勇总兵刘泽清,但均无能奏功,且叛军尝私语曰:“杀山东兵如刈菜,无奈我何! 各镇兵咸非吾敌,惟虑关外兵耳。 ”刘重庆以及王万象乃于六月初五日同时疏请调派关外的精锐入援。
初九日,谕旨乃调山海关及宁远等地的夷、汉精锐四千八百余人入关,由太监高起潜监护军饷,总兵金国奇为帅,下辖靳国臣、祖大弼、祖宽、张韬、吴襄、吴三桂等名将。其中由投诚的满洲等少数民族所组成的夷丁部队,是首度深入内地,其战斗力特强。叛军或听闻此一新发展,乃经由屈宜扬表示愿受抚,刘宇烈在将此一情形上奏后,奉旨一方面“励集援师,亟解莱围”,另一方面,如叛军确实真心输诚,应命其提出自赎之道,刘氏遂令孔有德立解莱城之围以示诚意。
七月初二日,叛军声言抚事已成,两军不必放炮,为取得官军的信任,孔有德还将一名试炮的部下割耳游营。初五日,刘宇烈差官赍圣旨至孔营,有德要求面见谢琏始定解围和开读圣旨之期。初七日,在莱州城外宣旨之后,朱万年竟遭诱杀,谢琏亦被执。初十日,东抚朱大典和新任之山东巡按谢三宾奉命速赴行间督诸将进剿。二十二日,叛将陈有时在攻平度时被杀。二十三日,震怒之崇祯帝将孙元化和张焘弃市,宋光兰以及王征遣戍,熊明遇则解任听勘,并且派人拿解刘宇烈至京究问。
崇祯五年八月十三日,朱大典等在昌邑誓师,合二万一千名马步兵,分三路进军。十九日,在距莱城五十里外的沙河发生会战,叛军大败东遁,莱州之围遂解。是役虽捷,但杀敌不多,惟叛军撤回登州者亦不及十分之三,其余均乘机四散逃逸,在当时所掳获的兵籍簿上列有叛军共九万余人,知此乱的规模实非等闲。而遭围城逾半年的莱州之役成功牵制了叛军主力,令其无法流窜它处,应是敉平吴桥兵变的转捩点。
吴桥之变过程中双方所动用的火炮规模,是中国战场上前所未见的。如崇祯五年正月,总兵杨御蕃与叛军在新城镇进行野战,叛军即动用了红夷大炮五门和大将军三百余门;而杨军亦配置有三十余门大炮,惟其中二十四门竟然膛炸,可知当时许多明军仍不十分熟悉新式火炮的操作技巧,此一状况直到五年二月彭有谟率三百名川兵入援后始有改善。彭氏的火炮知识可能源出曾同样驻守旅顺之张焘,他首先列出各种火炮所应用硝、黄和灰的比例,次将火药每斤以纸作一包,避免忙中生错。由于守城时炮口偶需朝下发射,彭氏还要求炮手在放入炮弹之后,以废纸或旧絮、旧毯塞紧,如此,便无坠脱之虞。当时莱州库中仍有万历年间收贮的硝黄约数万斤,但因炮弹每天消耗甚大,知府朱万年遂于三月下旬开始在城内募集以数千斤计之金属,最多时有工匠五十多人负责铸弹,但因铁不足,有时亦铸铜弹,通常仅足一日之用。另一方面,虽然石弹不能“透木、及远”,仍令石工继续削圆石备用。五年二月,叛军也曾以牛车从登州运红夷大炮八门至莱州围城,每门皆重二、三千斤,各用牛四头;其所用的铁子(即炮弹)大者如升、小者如拳,重从六至十二斤不等,知各炮的口径约在十至十二公分间。虽然这些炮相当沉重,但叛军对搬运似游刃有余,他们当时应已熟稔西方传入的省力滑轮技术,此因在登州担任监军的王征,早于天启七年出版的《远西奇器图说录最》中,即图文并茂地详记举重物之法。
事件结果崇祯五年(1632年)八月二十日,李九成闻莱州兵败后,遂将软禁于登州的谢琏杀害。三十日,官兵进抵距黄县二十里的白马塘,叛军倾巢来战,号称十万之众,其中包含马兵万骑;是役,叛军再度惨败,有一万三千人被斩,八百人被俘,至于逃散以及坠海而死者,不下数万。
崇祯五年(1632年)九月初一日,明军各路俱至登州开始围城。登州三面环山,北面向海,为避免遭敌夜袭,明军乃以数日的时间构筑一道长达三十里之围墙,其高如城,东西两端俱抵海。由陈洪范、刘泽清率步兵守西墙,吴襄、靳国臣等率骑兵接应;刘良佐、邓玘等率步兵守南墙,金国奇、祖大弼等率骑兵接应;牟文绶等率步兵守东墙,祖宽、张韬等率骑兵接应。由于叛军拥有二十几门红夷大炮,且李九成素负骁健,常出城搏战,双方往往以数千马步军配合火炮进行大规模野战,互有胜负。因城上的火炮威力强大,且防守森严(如城中衢路不许辽人以外者任意行走,违者斩之;又,每垛夜间均以五人防守,按更轮替,传箭警睡;不时还缒人至城外夜巡),明军数次攻城俱无结果,遂决定采行紧守坐困的策略。
崇祯五年(1632年)十二月初三日,李九成率叛兵出战时殁于阵,改由王子登替代,因九成勇谋均甚于孔有德,且叛变过程主要的攻守战役多由他与陈有时担任前锋,素为辽人所推戴,叛军士气于是大受打击。崇祯六年(1633年)正月,高起潜在挂榜山(今蓬莱市城南)新筑铳城,并用红夷大炮轰击城内,令叛兵胆寒,明廷于是决定自北京再赶运四、五门大炮。由于城中日益乏食,孔有德乃于崇祯六年(1633年)二月十三日乘船自海上遁去,殿后的耿仲明和毛承禄则于十六日潜逃。十八日,官兵攻下水城,叛军被俘者千余人,自缢及投海而死者四、五千;至此,始完全收复山东。
崇祯六年(1633年)二月十三日,孔有德率叛军近万人突围,弃城登船而逃。驻守在旅顺、长山、鹿岛的明总兵黄龙,预计孔有德兵败后必经长山、旅顺而投奔后金,早已严阵以待,周文郁等也穷追不舍。孔有德部在旅顺一带登陆后,黄龙率兵伏击,擒获孔有德部将毛有顺、毛承禄等人,大败叛军。孔有德、耿仲明等率余部逃到盖州。
崇祯六年(1633年)四月,孔有德、耿仲明率叛军及家眷10000多人在鸭绿江口与济尔哈朗、阿济格、杜度率领的后金兵会合,被要求剃发,登莱之乱遂告结束。
由于孔有德带来了后金急需的舰队、红夷大炮及匠人,所以皇太极对他们的投降极为重视,亲率诸贝勒出盛京十里迎接,并使用女真人最隆重的“抱见礼”相待,仍以他为都元帅,安置东京(辽阳),自成一军,称“天佑兵”,给予特殊待遇,随后便引后金兵攻占黄龙所在之旅顺。
历史评价吴桥兵变出现在明清易代的关口,是一场十分值得研究的战役。这场战役彻底改变了双方的军事平衡,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之后明清交战的作战方法。
主要影响此战虽然以明军胜利告终,似乎是与平定奢安之乱的胜利一起给明军挽回了一点面子,振奋了一点军民士气。但登莱局势彻底糜烂,山东腹地也遭到蹂躏。明廷丧失兵力数万人,良将十多员,战舰、大炮、粮钱无算。从此登莱荒芜,东江动摇,海上牵制不再被提起,战略进攻更是无人问津。这恐怕是比后金得到大炮更危险的事情。